再现萨伊德

英培安（文）

因出版“Orientalism”（《东方主义》）而引起全球轰动的美籍巴勒斯坦裔著名学者萨伊德九月下旬在纽约病逝，本文为一个知识分子对萨氏著名的知识分子论的沉思和梳理，作者英培安，为今年度文化奖得主之一。

　　九月二十六日傍晚，我和太太在家等女儿回来。女儿一踏进家门即对我说，Edward Said 去世了，我心里一怔。
　　萨伊德患血癌多年，随时都可能会去世，但是，听到这消息，我仍觉得心有戚戚。这时，其实我正准备出门，接受艺理会颁给我的文化奖。我笨拙地打着领带，脑袋里萦绕着萨伊德说过的一些话语。我本来就不太会打领带，由于心不在焉，领带越打越糟。
　　萨伊德是这么说的：一个知识分子若惧怕困难，放弃明知是正确的、有原则的立场，不愿意显得太过政治化，害怕看来具争议性，需要权威人物的允许，希望保持平衡、客观、温和的美誉，希望能被请教、咨询，成为有声望的委员会的一员以留在身负重任的主流内，希望有朝一日能获颁荣誉学位、大奖，甚至担任驻外大使，这是一种最该谴责的逃避，也是腐化的心态。
　　因为知识分子的职责是批评（对萨伊德来说，即使在艰难的时刻，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批评，仍比支持国家的理念更重要）。批评必须要讲真话。讲真话不仅要不畏权势，而且不能讨好权势，与权势挂钩。萨伊德绝不相信，他所定义的知识分子，会拥有一官半职的。
　　其实，一个不断贪恋权势奖赏的知识分子，不必当官，他的身份已逐渐倾向权势，向权势认同了。哈贝马斯不是这样说的吗？“在这系统化的世界，日常生活已失去合理的内涵，只剩下交换与控制。”荣誉，也可以是一种交换与控制的礼物。
　　我终于打好领带了。从镜子里，我看到衣装笔挺的自己，但是，一脸疑惑。知识分子接受了国家颁发给他的荣誉，是不是一定就会被收编？会背叛他的职责？
　　当然不一定。除非他迷恋这些荣誉，如萨伊德说的：放弃自己的立场和原则，刻意保持平衡、客观、温和的美誉，政治正确的态度，渴望进入主流，以期获得更多荣誉，更多好处。
　　车子载着我和家人往总统府的途中，我不断地思索萨伊德。我用思索他来警惕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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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伊德确实逝世了。隔天，也就是27日，我在报上阅读完自己和其他文化奖获奖人的报道后，把报纸从头到尾翻了好几遍，终于在与赛马版一起的国际版上看到他在24日逝世的消息：标题是《美籍阿裔著名学者逝世》，旁边有一张他的小照片；满腮灰白的胡子，瘦削清癯，与我在他书本上常看到的那个英俊潇洒的萨伊德，判若两人。怪不得我在报纸上找了半天才发现他。我打电话给友人，告诉他我很想写一篇关于萨伊德的文章，纪念这位当代最杰出的文化批评家，后殖民理论的奠基者，我最敬重的知识分子。
　　萨伊德著作等身，最著名的是他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但是，我真正接触萨伊德，是从单德兴翻译的《知识分子论》开始的。这中译本在1997年尾由台北麦田出版社出版，大概是1998年吧，记者要我选出那年我读过的一本好书，我毫不犹豫地告诉她《知识分子论》。那时我很想写篇书评推荐它，结果因为其他的事拖延了。所以，现在先谈《知识分子论》。
　　《知识分子论》是1993年萨伊德应英国广播公司邀请发表的演讲，原名是《知识分子的再现》。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是什么呢？萨伊德认为，他是个具有公共角色的人，不能只化约成面目模糊的专业人士；而且，他应该是个有能力向公众、代表公众发表意见，表明态度的个人，他的职责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不是产生）正统与教条，为常被遗忘或弃之不顾的人和议题说话。他这么做是根据普遍的原则，因为“在涉及自由和正义时，全人类都有权期望从世间权势或国家中获得正当的行为标准”，职是之故，他“必须勇敢地指证、对抗任何有意或无意违犯这些标准的行为。”（见《知识分子论·〈知识分子的代表〉》）
　　因此，知识分子须竭力抵抗势力庞大的、代表官方叙述、权威说法的媒体，随时准备与盛行的正规争辩。宰制的正规与国族是密切相关的，国族一向惟我独尊，要求忠诚与服从；国家领袖，则总强调人民对群体或国族的认同与共识。而萨伊德认为，知识分子不是个建立共识的人，他的责任是显示群体不是天赋的实体，是被建构、制造，甚至在某种情况中捏造出的客体，这个客体的背后是一段奋斗与征服的历史，所以，绝不能把团结群体置于批评之上。（见《知识分子论·〈为国族与传统设限〉》）
　　知识分子的责任是批评。然而，为什么而批评？其本质是什么？在《世界·文本·批评家》中，萨伊德如是说：“批评是为了提升生命，本质上是反对一切形式的暴政、宰制、虐待；批评的社会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类的自由。”
　　批评本身即需要自由：言论自由。
　　所以萨伊德强调，维护言论自由是知识分子的主要堡垒，绝不能妥协；不管以什么理由，“屈于权威而弃守这堡垒或容忍其基础被破坏，就是背叛了知识分子的召唤。”

知识分子与专业态度

　　萨伊德指出，不论在西方或非西方，今天对知识分子特别的威胁是所谓的“专业态度”。他所说的“专业态度”是指“把自己身为知识分子的工作当成为稻梁谋，朝九晚五，一眼盯着时钟，一眼留意着什么才是适当、专业的行径——不破坏团体，不逾越公认的典范限制，促进自己，尤其是使自己有市场性，所以是没有争议的，不具政治性的、‘客观的’。”（《知识分子论·〈专业人与业余者〉》）
　　萨伊德所指的这类“知识分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专家”或“专业人士”。他们拥有良好的工具性知识，可能很有效率与生产力，但缺乏批判意识与道德勇气，他们的生活目标是出卖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利益与奖赏工作，为买得起他的主子或市场服务，当然不会也不可能负起知识分子批评的责任。
　　萨伊德认为，知识分子应该用“业余性”来对抗这种专业态度。他所谓的业余性（amateurism）就是，“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杀的兴趣，而这些喜爱与兴趣在于更大的景象、越过界线和障碍、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知识分子论·〈专业人与业余者〉》）

流放者与边缘人

　　知识分子因为不愿适应主宰的势力，甚至抗拒主宰的势力，他不愿被接纳、编收，宁愿居于主流之外，所以他的特征是“流放”（exile）。
　　萨伊德所谓的“流放”，既是个真实的情境，也是个隐喻。即是说，不能适应主宰势力的知识分子，不仅会遭放逐，颠沛流离；在现实中未曾遭放逐的知识分子，他的处境也可以是边缘的，流离失所的。因为，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知识分子亦可分成“圈内人”（insiders）和“圈外人”（outsiders）。“圈内人”完全属于那个
社会，他们在其间飞黄腾达，没有强烈的不适与异议，这些人可称为诺诺之人(yea-sayers)；“圈外人”则是谔谔之人(nay-sayers)，他们与社会格格不入，就特权、权势、荣耀而言都像个流放者。
　　对知识分子来说，流放，即意味着从一般人的生活模式中解放出来。在一般人的生活模式中，“做好”（doing well）和随着传统的步伐是主要的生活目标，流放则意味他离开权势圈，永远成为边缘人；他不能跟随别人的路线，必须走自创的路，去探索、实践自己的言行理想。
　　萨伊德认为，在体验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时，如果不把它当做是一种被剥夺与压迫，不自艾自怨，而把它当做是一种自由，一种依自己的模式来做事的发现过程，倒是一种乐趣，是主流圈内的知识分子体验不到的。
　　萨伊德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家庭背景是基督徒，受良好的西方教育，而且侨居在美国。他游走于东西文化之间，亲身体会东西文化的混杂与融汇，所以，他虽然主张阿拉伯各族群建立自己的文化认同，抵抗西方的文化霸权，却不是个排斥非我族类的狭隘本土主义者；他反对非敌即友，非白即黑的文化冲突论，也厌恶各种宰制人性的意识形态与宗教教条。台北立绪出版的萨伊德自传《乡关何处》（彭淮栋译），原书名是“Out of Place”，有“格格不入”之意。这个“格格不入”不仅是他身份处境的写照（还有他那半英文半阿拉伯文的名字Edward Said），也显示了他知识分子流放的姿态、特立独行的立场与寂寞的处境。